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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早报: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经济论坛」

2020-09-05 22:59:44 配资服务 茅于轼 阅读字数:13533 字
摘要: 新浪财经早报: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经济论坛」-这个道理是我们今天研究制度经济学要想明白的最重要的一条道理,就是说,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在能够自由选择的前提条件下,这时候各种商品会形成各自的均衡价格。我们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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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所讲的题目为什么叫《我所认识的经济学》呢?因为我的经济学是我自己建立起来的,不是从哪一本书上学来的。我接近经济学的一条道路是比较特殊的,因而我有一个比较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越来越对制度经济学有兴趣,对此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知道现在同学也好,老师也好,普遍都对制度问题感兴趣,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也想把我对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见解跟大家来交流。

  西方制度经济学往往讲的是产权理论、交易费用、企业理论。我觉得对中国来讲,制度经济学恐怕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今天我把我的一些认识和为什么这么想的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经济学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配置好资源。我们现在手头有一些资源,如人力、物力、财力、土地、技术等,这是我们所拥有的,能够转化成为生产财富的一些手段。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用这些手段?用得恰到好处,生产出最多的产品。

  生产是生产财富,不是生产别的,当然不是物质。物质是不能生产的,物质也不能消灭,物质可以转换。我们用物质的目的是生产出财富来。所以经济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积累了这么多资源,怎么利用这些资源来生产出最多的财富?

  首先,怎么来定义财富?然后这个定义是不是客观的呢?是不是得到公认的呢?是不是也能够自圆其说呢?我们说有些资源,刚才我讲了,如人力、资本、土地、各种自然条件,还有其他各种资源,比如说钢铁、水泥、粮食,甚至还有外汇等,这都是必需的。那么每一样东西怎么把它用得恰到好处,这个问题就太复杂了。我们从何处入手呢?

  我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问题。在数学里有现成的方程,就是拉戈朗日乘数法。数学方法是现成的,但是我们怎么把它用在经济学上?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原成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来考虑,把它看成一个在两块土地上,怎么分配化肥使得产出的粮食最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化肥是一定的,譬如是50公斤,现在有两块土地,这两块土地大小也不一样,土壤也不一样,各种条件都不同,但是它们都是种粮食的。农民用化肥种地就是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这两块土地如何分配化肥,使得生产的粮食是最多的?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呢?同学们都懂得数学分析,用拉戈朗日乘数法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它没有给我们任何经济学的概念。你也许会算,因为式子是既定的,但是你未必懂得它是什么意思。我就通过反复的推导,把它的经济学意思弄明白了。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只要定出一个标准,就是每一公斤化肥能生产出多少粮食。有了这么一个标准,你把它分配在甲土地,分配到乙土地,看看哪一块土地上一公斤化肥施下去产出的效果比较大,只要它的产出效果高于你所设定的标准,那么这个化肥就可以用。我再强调一下,这个道理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道理,是经济学里最基本的一个道理,不管是化肥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也好,你把它应该得到的效果定出一个标准来,问题就全解决了。实际上即使在同一块土地上,施肥的效果也是不同的。开始时施的肥,它的效果比较大,但施的数量越多,它的边际产出就降低了。你们想一想,如果施的肥太多,粮食种在化肥上,它能不能长?这一点农民肯定是知道的。施肥量逐渐增加,最后总会达到一点,化肥的生产效率等于零,再增加的话,它的边际生产能力甚至等于负的了。所以我们知道,一块土地上施的肥太多,效果就差了。因此要设定一个标准,比如说每公斤化肥可以生产两公斤粮食,再看看把化肥放在这块地上能不能达到两公斤的增产效果,也看看在另一块地上能不能达到。如果按照两公斤的标准分配,最后还剩下一些,说明这个两公斤的标准设定得太高了,那就把它降低一点,到1.5公斤。反之,如果化肥最后不够分配,说明我们设定的标准太低,应该要求更高一点,每公斤化肥能生产3公斤粮食。总之,要看手头有多少化肥的问题,手头的化肥越多,就可以对化肥促进生产粮食的要求降低一点。

  这一方法,不但能解决在两块土地上分配化肥的问题,而且可以解决无论在多少块土地上分配化肥的问题。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学招生,有10万个人来考大学,招生的人数是1万人,1万个人分配给10个大学,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分配,使得从10万个考生里头抽出最好的学生来上大学?这当然非常简单,设个分数线不就完了吗?设个分数线,比如说500分可以上学,如果500分没招够,那就降低一点,设490分。所以设定一个标准就一定可以把最好的学生招进来。设定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是活动的,看我们手中有多少化肥,就好像手中有多少招生的名额。这个标准设定的原则,是正好能把化肥用完。

  假定标准已经有了,如何实施呢?最简单的办法是告诉农民,用两公斤粮食来换一公斤化肥。农民一定不会把化肥用到效率低的地方去,因为这样用的话他要赔的。他用两公斤粮食换一公斤化肥,然后到地里种的时候,施了肥增产不到两公斤,他就不会用这一公斤化肥。因此农民自动就会琢磨:我这块土地该施多少肥。如果我把化肥的交换水平降低一点,譬如说1.5公斤粮食换一公斤化肥,那么农民他一定会多用一点化肥。大家看这里头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就解决了一个化肥和粮食的比价问题。实际上用不着挑着粮食来换化肥,拿钱来换就可以了。拿两公斤粮食的钱来买一公斤化肥,也就是说把化肥的价格按粮食价格的比例把它定下来,这就把经济学里头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进一步想如果种棉花怎么办?种豆子,种药材,都可以定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不再是多少公斤粮食,而是多少钱,比如是两块钱。那么不管种粮食也好,种棉花也好,种药材也好,施一公斤化肥要花两块钱的成本,他生产的东西,不管是粮食、棉花、药材,还是别的什么,每施一公斤化肥得到的产出一定要超过两块钱。这就是解决了化肥和其他各种农作物之间的价格比例。用化肥的人不多也不少,一定会把化肥施到它的边际产出等于价格的那一点上。施多了,他将赔钱;施少了还有赚钱的机会没有利用够。

  再一步步把这个思想往下推,就可以解决不光是化肥、煤炭、电力、水,连外汇、银行的资本、劳动力等等,有了价格最优分配的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关键是价格要定在恰好把资源用完的那一点上,并不是随便哪个价格都行。这一价格又是按照它能够产出的效果来评定的。

  今天我们不专门谈最优分配的道理,我就将怎么想的过程给大家介绍一下。择优分配就把经济中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化肥是两块钱一公斤还是三块钱一公斤要看你手头有多少化肥,定的价格要使得手头的化肥正好卖完,也不要不够,也不要多。价格定得高,买的人就少了,手头的化肥就卖不完了;相反的,价格定得太低,手头的化肥就不够卖。所以把化肥的价格定到供需均等的时候,这个时候实现的化肥是最优分配。不光是化肥如此,任何一个东西,凡是可交换的,统统有一个供需均衡的价格。这个价格就是这种东西最优配置的一个标准。这就可以说把经济学的问题基本上全部解决了。微观经济学有时候就叫做价格理论。它证明了一个均衡价格可以实现每种资源的最优配置。道理就这么简单。

  但是一个商品的均衡或两个商品的均衡和所有商品全部达到均衡,有非常重要的区别。一个商品的均衡我们叫做局部均衡,两个商品的均衡还是局部均衡,一直等到所有的商品全部达到均衡的时候,我们就叫做一般均衡。一般均衡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一般均衡的价格和局部均衡的价格可能是不同的。因为价格是彼此有牵连的,一个东西的价格变了,会影响别的商品的价格。所以如果所有的商品中有一个商品不均衡,其他商品都均衡,那个价格未必是真的均衡价格。只有最后这个商品也达到均衡的时候,所有商品的均衡才是真正的均衡,这才是一般均衡。

  一般均衡的时候有什么特点呢?它的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钱变成度量价格的单位。我们在经济学里头反复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怎么度量?有很多经济学的理论比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解答,但只有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以后,价值问题才彻底得到了回答。价值就是一般均衡下的价格,这用不着证明,它是用事实来说明的。因为在一般均衡条件下,任何一个商品都可以买得到,也可以卖得掉。因此,你很容易把一种商品变成另一种商品。你把它卖掉,变成钱,再买另一种商品,于是你就把这种商品换成了另一种商品。怎么换的呢?就是按这个价格的比例,将这种商品换成了另一种商品,两块钱一样的东西你卖掉以后可以买两个一块钱的东西,它的交换比例就是价格交换的比例,这是个事实。如果你承认有一般均衡这个现象,那么它必然得到一个结果就是“钱度量价值”,原因就是任何一种商品可以转换成另一种商品。如果你没有达到一般均衡,那么钱在转换的时候,万一碰到那种不能交换、不能均衡的商品,钱度量价值的作用就停下来了。一般均衡时候的价格就是商品的价值,这一点它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如果有的话,这个理论就是一般均衡系统的存在性和稳定性,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领域,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所能回答的问题。

  下面来讲它的运用。假定我们能够达到一般均衡的话,这时候的钱当然是作为度量价值的工具。拿现在中国的情况来看呢,局部均衡的价格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一般均衡。我们有很多东西现在不能买卖,黄金不能买卖,外汇不能买卖,土地也不能买卖。因此我们现在的价格系统还没有达到一般均衡。相反,美国的价格基本上达到了一般均衡,因为美国的黄金可以买卖,外汇可以买卖,土地可以买卖,我就想不出有什么不可以买卖的东西。当然不能违法,买毒品就不行。怎么能达到一般均衡呢?办法很简单,就是公平竞争条件下的自由选择,它会引导到一般均衡。这个道理是我们今天研究制度经济学要想明白的最重要的一条道理,就是说,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在能够自由选择的前提条件下,这时候各种商品会形成各自的均衡价格。当所有的商品都能够公平竞争自由选择的时候,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达到均衡。

  大家回想一下我们改革的经验。在开始的时候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不是一般均衡价格,买粮食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价格都被扭曲了。是怎么调整过来的呢?我们采取的办法基本上是一个双轨价格,就是计划价格先不动,另外开辟一个自由市场。这个自由市场是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的,谁都可以买,谁都可以卖,没有谁来干涉。这时候就产生了两个价格,一个是计划价格,一个是市场价格。后来这两个价格就慢慢并轨了,最后呢,我们现在差不多达到一般均衡了,或者说比较接近于一般均衡。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一般均衡状态是存在的和稳定的。现在我们的价格是从一个紊乱状态调整得到的,是接近一般均衡价格的。不但在理论上证明它是存在的,现在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通过逐渐放开价格,它会逐渐收敛到一般均衡水平上去,而且也用事实证明了它的稳定性,就是在价格调整的过程中,它不会破坏整个一般均衡的稳定,它是不会发散的,也不会震动越来越大。虽然在经济学里头这些证明好像是纯理论化的,但我们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在实现一般均衡以前,达到均衡是通过公平竞争、自由选择。达到一般均衡以后,这个系统是怎么维持的呢?也是通过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维持一般均衡。只需要我们能够经常保持公平竞争、自由选择这样一个条件,我们就可以经常把价格维持在一般均衡水平上。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它不仅仅是化肥实现了最优分配,所有可以交换的商品,统统都实现了最优配置。这个社会经济效率是最高的,它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浪费。

  大家可能知道我提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劳动力就值钱而中国的劳动力不值钱?为什么一些中国人希望移民到美国去?说到底就是美国的资源配置效率高。劳动价值论说劳动决定了价值,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拿美国和中国来讲,同样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的报酬是不一样的。你不管在美国是当医生也好,当教授也好,在餐馆洗碗也好,你拿的钱都比在中国的同等劳动力拿得高。这原因又是什么?不是同样数量、质量的劳动吗?为什么拿的钱不同?劳动价值论根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对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经济学根本问题,过去不要说研究,连提都没有人提出来。和美国相比,我们的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很多浪费,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资源配置有个优化问题,谁干什么,怎么干,为谁干,这都是资源配置问题。

  一般均衡的价格信息下,每个人按他自己的利益来选择的话,就实现了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为什么能这么说?这很简单,在均衡价格下,钱表示价值,赚钱就是创造价值,个人出于自利的选择一定能多赚钱,也就是多为社会创造财富。要是价格扭曲了,个人的选择可能跟社会目标不一致。所以说,在一般均衡价格下,个人出于自利的选择和社会目标是相一致的,我觉得这一条是制度经济学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它肯定了经济自由主义,肯定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是合理的,对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是有改进的。这和计划经济时候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计划经济认为,一个人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一定要影响别人的利益,大家都追求利益的话那怎么得了?所以大家都要牺牲自己,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工作。但是计划经济也有它的道理,因为计划经济下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有一些人有特权,是计划的设计者或监督者,另外一些人是计划的实施者。在人与人不平等的条件下,如果各人都追求利益的话,后果必然导致混乱。其实,市场经济也一样。一般均衡只有在平等人之间的自由选择才能达到。所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联系,和平等、自由相联系。

  但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正确性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比如说有两个工作可以挑选,一个工作赚钱多,一个工作赚钱少,那怎么挑选?我肯定挑选赚钱多的。这份赚钱多的工作,对社会做的贡献也大。但是也可能贡献反而小了,这就是说这个价格是错误的。因为我的雇主不是一个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人,他想的是别的事,不是按照你的产出的多少来付你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我去挑一个赚钱多的那就搞错了,可能赚钱少的这份工作才是社会最需要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呢?因为那个老板不是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来决定你的工资。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从制度上讲,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市场经济承认个人的利益。它不但承认个人的利益,而且它认为,你要是不讲个人利益的话,反而是破坏全社会的利益。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是很复杂的,你坐火车,它正点要开,这件事是非常复杂的。司机必须在场,装货的人必须把货都装上,扳道岔的也得扳好,前头的火车要开走,一系列的事情都得配合。怎么配合的呢?就是靠的市场的力量。在计划经济时候也要配合,靠的是行政命令,你必须怎么样,他必须怎么样。在市场经济下面呢,它靠的是市场的力量。我这次出差到云南来,不用靠什么行政力量,我只要跟旅行社一说,他就帮我把什么事都安排好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价格,靠的是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这种行为逐渐转化为一种职业道德,他哪怕不想赚我的钱,他也不能不赚。因此就出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利益是符合道德的。

  社会是复杂的,每个环节要配合得这么好,效率要这么高,它靠的就是追求利益。这一点逐渐转化成为一个人对职业的一种忠诚。有的时候为了实现自己对职业的忠诚,你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你所得到的报酬,但是社会得到了利益。

  回想一下改革二十多年,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变得比20年前富裕得多呢?我这次来是坐飞机的,20年以前能坐飞机的人是太少太少了。现在每个人家里都有彩电,已经不稀奇了,至少城市里头是这样。20年以前就没有彩电,黑白电视机都很少。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人,我们的财富增加这么多,并且现在劳动时间还减少了,从前一个星期干6天,玩1天,到现在只干5天。区别就是效率提高了,这是自由选择、公平竞争所造成的。农民现在可以进城了,从前不可以;现在公务员可以下海,可以辞职;在海里头的“鱼”也可以去考公务员。道路畅通了,选择的机会非常多,也就是你改进自己为社会奉献的选择非常多。不但在国内选择,还跑到国外去选择,买东西可以买外国货,可以到外国去工作。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源在重新优化,所以我们要参加世贸组织。大家如果都透彻地把握刚才讲的这一套理论的话,你们还会得到许多极其重要的推论。

  我来说几个推论。第一个推论就是,科学技术要发生作用,但必须有一个均衡价格。我们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这句话有很大的限制条件,就是必须有一个价格系统,有一个不扭曲的价格系统——一般均衡的价格系统。为什么?靠科学技术的发达,我们能够享受到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减少了稀缺性。科学技术能不能减少稀缺性?确实能够减少。但是首先要知道什么东西稀缺,什么东西不稀缺。如果把这个搞错了的话,那科学技术就不能减少稀缺性,有可能反而增加了稀缺性。这两天我们正在开会,讨论中国的能源消耗中石油的比率在增加,进口增加极快。在这种条件下要不要发展煤炭的资源优势?我们有这个科学技术,比如说煤炭的清洁使用,或者将煤变成石油。我们要不要用这个技术?就看这个技术能不能赚钱。如果这个技术要赔钱,那就没有减少稀缺性,这样的科学技术不是使我们变富有,而是使我们更穷困。它也是一种发明,也是一种新技术,但它不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就要看它能不能在一般均衡价格下赚钱。这道理要紧不要紧?真是太重要了。有些同志不明白这个道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不注意价格和一般均衡条件,那就错了。要知道同样一个技术在不同的环境下它的效益可能是不同的。在煤炭很便宜的地方和煤炭很贵的地方,节约煤炭的意义就不同。我们还注意到,比如在飞机上,厕所的冲洗只用一点点水,大量用的是压缩空气,让空气去吹。因为在飞机的环境里压缩空气更便宜,水比较贵。但是在地上,你决不会用压缩空气去吹马桶,因为水更便宜。这就说明科学技术要有价格做后盾。

  如果你同意我的说法,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更重要的推论。人类如果还要生存几百年、几千年,不敢说还能不能活几万年,我们总希望能够生活得越来越富有吧?总不希望越来越穷困吧?我们的儿子孙子比我们更好,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科学技术。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必须要有一般均衡价格,因此将来要紧的不但是科学技术,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社会能够产生一般均衡价格。什么条件能够产生一般均衡价格?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而且竞争的双方或多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竞争的。不是一个什么理想——什么共产主义理想或什么别的革命理想,也不是要去贡献,要的是公平竞争、自由选择,它产生一般均衡价值。所以我说价格万岁,如果人类要持续一万年,这一万年不可能没有价格。马克思理论是对共产主义的一个科学说明,我们现在得到的理论比这个要科学得多。没有价格人类是不能生存的,除非你回到自给自足、没有交换的时候。这些道理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从最基本的道理推出来的,在它的逻辑上是能够说清楚的。关键是要看清人类社会是怎样发展的,不管是一万年还是一千年,它必须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

  非常重要的是一般均衡是怎么达到的?是通过公平竞争。不管已经存在这个均衡价格或还没有这个均衡价格,都必须要有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是效率的来源。因此,我们可以用测量一个国家的自由或不自由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浪费。现在国际上就有一个经济自由度指标,测量每个国家经济中的自由度,它每一年或每两年发布一次。它怎么研究的呢?比如说,老百姓能不能在本国银行里开外汇存款的账户?当然我们中国是可以的。你可以存美元,可以存日元,而且你拿出来还是美元,现在更宽了,你存美元想拿日元也可以。这就是自由度的增加。我有一个印度朋友跟我说:“你们中国真好,真幸福。我在外边挣的一点钱,回家就统统变了卢比。”他们就没有这个自由。再比如说,政府办企业的多少。政府办的企业多,那么老百姓办企业的自由度就减少。甚至于这个国家是征兵制还是募兵制也能看出自由度。自由的话就把当兵看成是一种职业,义务兵则是每个老百姓都有当兵的义务,这两者的自由度是不一样的。自由度增加的结果是什么呢?效率提高了,最适合当兵的人去当了兵,这就是自由度;不适合当兵的偏要叫他也去当兵,那就是“地毯当作窗帘”了,那效率就降低了。当然,这仅仅是从效率看问题,一项政策还要看公平。再比如关税,关税提高了,贸易的选择就减少了。当然,当考虑到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有时高关税也是有道理的。经济自由度测量的结果,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是香港,这两年的第二是新加坡,再下面就是美国、荷兰、德国。这个研究从1986年开始,中国进入这个表大概是在1996年。从1996年到现在中国的排行往前提了很多,现在中国在全世界的排行在中间稍微偏高一点,最近一次的评分香港是9.4,中国内地是5.6,最差的是两分多,就是缅甸、朝鲜这些地方。现在樊纲博士作了一个中国各个省自由度的研究,最近研究结果和报告已经出来,他得到的结论是:经济自由度越高的省人均收入越高,证明经济自由度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它的资源利用效率是有关系的。我国浙江排第一,广东第二,云南可能是靠后。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越自由越好?有没有一个限制?回答是有限制,一个人追求利益是有限的。限制在什么地方呢?其实非常简单,别人跟你一样,他也是追求利益的,别人也愿意自由。因此我的自由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我的利益不能妨碍别人的利益,这就是非常简单的答案。我们要追求自由但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我们要追求利益,但不能妨碍别人的利益,这就是界限。因此就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理论:一般均衡是个人追求利益达到的,但个人追求利益是否能达到一般均衡,就看有没有人与人平等:每个人都不妨碍他人的自由;还是某一部分人有权得到更多的自由,从而影响到其他人的自由。

  从学术上讲,一般均衡是一个瓦尔拉斯均衡,而现实世界的均衡是一个博弈均衡,必须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博弈均衡才变成瓦尔拉斯均衡,此时两个均衡就重合了。不能实现这个制度环境的话,那么个人追求利益的博弈结果是偏离瓦尔拉斯均衡。也就是说,这时候得不出一般均衡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市场规则,这个时候个人的博弈行为变为整体的瓦尔拉斯均衡,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博弈均衡变为瓦尔拉斯均衡。刚才我讲的每个省的自由度不一样,同时还得看每个省的制度环境。有的省很自由,但他的制度环境不好,偷东西、抢东西、打官司特别多,大家不讲信用、假冒伪劣特别厉害等等。假冒伪劣是不是追求自由?也是自由。是不是追求利益?也是追求利益。但是这样达不到瓦尔拉斯均衡。所以一个省不光要有自由,而且还要有制度,也就是说政府能不能维持一个好的商业环境。我给樊纲提出了一个补充的指标,就是你看看每个省的省会(现在差不多所有省都有高速公路)的高速公路收费卡,省委书记的车通过时收不收费,这就是一个标准——看这个省有没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政府是不是在破坏市场。政府破坏市场,市场就好不了。政府带头,大家都去学,都走邪门歪道,还有什么一般均衡?自由度这个指标很起作用,我到了很多省,看了很多地方,确实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投资环境好的省,它的政府首脑的车过卡要交钱,只有军车不交钱。我觉得做得最好的是深圳,深圳就是只有军车不交钱,其他车都要交钱。别的省就不一样,有的省是省委书记不交钱,局长要交钱,有的省局长也不交钱。自由问题就是一个市场环境的问题,市场环境当然有好多方面,我刚才讲的例子是过路卡收费,其他太多了,一百条、一千条都有。那么,这些一百条、一千条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那就是人与人的不平等。所以一个市场发育得好,它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人与人的平等,反过来讲就是没有特权。人和人不平等就是有特权,市场经济必须是没有特权的。如果有特权,那么博弈的结果将达不到瓦尔拉斯均衡,博弈的结果是一个价格扭曲的纳什均衡。这样的均衡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人们争权夺利。人跟人不平等,有特权的人有特殊的利益,大家都争取特权,干吗自己去生产呢?瓦尔拉斯均衡就是市场均衡。市场制度是产生均衡的重要前提。我们讲市场制度,它不只包含交换制度,尤其包含平等自由的条件。我是自愿的,没有人能强迫自己,我自愿参加一个交换,因为它对我有利;同样,对你也是一样的。所以交换是最自然发生的事情,如果谁也不来干预的话,那它一定会发生,而且应该是平等自由的交换。

  但我们知道市场制度是人类历史中很晚才出现的,不是好几千年,而是最近两三百年才开始的,原因就是有特权对市场的干预。有了特权,市场制度就建立不起来。中国是皇权制度,皇帝就是一切,皇帝要杀谁就杀谁,要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个人又有什么保证?有什么公平竞争?你能跟皇帝竞争吗?也没有任何自由,特权者要奴役你,哪儿能给你自由?没有竞争、没有公平、没有自由,也就没有市场制度。外国也一样,一直到现在还这样。我们看世界上凡是人与人比较公平、人权得到保障的国家,它的市场比较发达,人民比较富裕;人权被践踏的、有特权存在的,这些社会的经济都发展不起来。你不要看他名义上也叫自由经济,也叫市场经济,也叫民主政治,但它是没有个人自由的,它有特权,那些东西都是假的。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比如说印度,他经过改革算是市场经济,也有民主政治,也有多党竞选,但他的社会经济发展不起来,原因就是他的社会非常不平等。大家都知道印度的女性是非常受歧视的,印度还有四个种姓,你姓什么决定了你在这个社会的地位。像这样的制度,就没有一个公平的机制。所以,真正在背后起作用的是人权,或者说是平等。

  由于人跟人平等,我们对自由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如果有特权,那么自由只有特权者才有,其他人是没有自由的。如果每个人都要有自由,那么每个人的自由不应受到别人干涉。每个人又是别人的环境。要想每个人都得到自由,首先必须不干涉别人的自由。所以实现自由的根本之道在于每个人都不干涉别人的自由。这时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没有人干涉的环境之中,也就得到最大的自由。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开始是要享受最大的自由,如何做到这一点?最后是你得约束自己不去侵犯别人的自由,只有这样,你才能享受到最大的自由。同样的道理,每个人要达到最大的利益,那么每个人都不能去侵犯别人的利益。

  有一句话是保护私人财产,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交换,有市场制度。我们过去把这句话看成是富人的口号,富人有财产,所以才要保护。所以保护私有财产似乎是富人提出来的。其实富人之所以富,并不是因为他的财产得不到保护才富的,富人的财产是得到保护的。谁的财产得不到保护?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所以保护私有财产实质上是对社会的弱势群体、对那些无权无势的人的财产的保护。而对中国来讲谁的财产最得不到保护?农民。农民的负担可以加重,也可以减轻。现在要减轻农民负担,这说明他们的财产没有保护,像个橡皮泥,可以捏来捏去。就没有人说要减少部长负担,他的负担本来就没有谁敢侵犯。就是因为最穷的人、最没有势力的人,他的财产能得到保护,连有钱有势的人也不敢去侵犯他们的财产,那么,经济才能发展。不论是谁想要钱再多一些,你不能靠掠夺,只能靠和大家合作,从合作中得到利益。如果我能侵犯别人的财产,那我干吗还要劳动呢?我干吗还要和人合作呢?正因为私有财产严格得到保护,特别是对弱势力群体的财产得到严格保护,人的自利本性从破坏因素变为创造因素,这时社会的财富就开始增加。否则的话,自利导致对财富的争夺,社会的财富只是在转移,从他的手里转移到我的手里,更不用说在争夺过程中所发生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另一方面就是保护财产的成本越来越低,而侵犯财产的成本越来越高,这就是人类社会开始变富有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保护私有财产应该被道德支持就是这个原因。有谁侵犯别人的自由,谁最容易侵犯别人的财产?那就是有势力的人。所以我们对有势力的人要加以限制,这个社会就能够发展,就能够创造利益。

  遗憾的是,从来的革命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是穷人剥夺富人的财产。穷人们没有看到,最需要得到保护的恰好是这些无权无势的穷人或普通人。革命来临时图痛快于一时,破坏了私人财产的保护。结果穷人依然是穷人,只好等待下一次革命,历史就是这样重复着。当改革代替革命之后,情况才可能有所不同,如果统治者不懂得让步,革命就难免要发生。

  我觉得这些对中国当今研究制度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也能看出来,为什么经济学家大部分是自由主义者?就是我刚才讲的,接触过主流经济学的人就知道在一般均衡下做自由选择对社会是有利的,所以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主张自由主义。那么谁反对自由主义呢?就是想侵犯别人利益的人,他最反对自由主义。当每个人的自由都不能干涉的时候,他就没有机会去侵犯别人的自由。我记得前年我在威海讲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道理是一样的。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么我要把我的利益让给你;如果你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你要把你的利益让给我,那怎么办呢?如果有一个第三者的话,利益给他。如果他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就不好办了。

  最近这两年我又在想一些别的问题,我受到黄有光教授的启发,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经济和快乐》。经济学家容易犯一个毛病,认为增加财富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美国通过了一条法律,就是美国所有的政策都要通过经济可行性分析,通不过就不能添进去,这就是把社会财富的增加看成是社会的最终目标。对这样一种说法我以前也丝毫不怀疑,我也主张什么事情的是非判断都要看看有没有利。现在我认为这个想法有很大毛病,其原因就是,黄有光教授讲的人追求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财富,财富不过是一种手段,财富可以使我得到快乐,但最终目的是快乐而不是财富。如果我们把最终目的看成是快乐的话,那么我们看整个世界就会大变样。这个想法对一个人的是非标准、行为准则、处事待人都会有启发。我们把财富作为追求目标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快乐不一定需要财富。当然有财富可以快乐,但也未必,有时财富是一种苦恼。还有更多的方法让你没有财富也能得到快乐,而这些方法没有人教你,也没有人去用它。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小学学如何读、算、写,到大学学一个专业也是为了将来能赚钱。小学老师讲没讲过你怎么快乐?什么叫快乐?从来没有人讲,大学也没有人讲。

  我们用经济学研究快乐更有一点优势。经济学有一个帕累托最优,就是没有任何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得益,这就是一个帕累托最优。用帕累托最优的原理来研究经济学的时候,要求没有人变穷,至少有一个人变富,这确实是好办法。现在我认为要把帕累托最优拿来研究快乐。没有一个人变得不快乐,但至少有一个人更快乐一点,那么全社会的快乐总量就增加起来了。我们要的不仅仅是全社会的财富增加,而更重要的是全社会快乐的极大化。你怎么使全社会变得更快乐?这个问题我想了两年的时间了,我希望每个人都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它会改变你整个人生,使你变得更快乐,也使你周围的人变得更快乐。你将来当了外交部长,也要用这种方法处理外交事务;如果你当了总统、当了主席,也要用这个方法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时候全世界可以变得更快乐。

  孔子曾经讲过许多使全社会快乐增加的办法,比如说“君子成人之美”,就是人家有一个好事,你帮他达成了,这就是一个人应该做的事。自己没什么损失,而帮人做成了一件好事,那多好。相反的是妒忌,他的考试成绩比我好我就妒忌,就不快乐,甚至使坏;他比我有钱,我就不舒服,我就有气,这样一个社会不可能使得所有的人都感到幸福。我们不但要希望比自己不足的人更幸福,也希望比自己幸福的人更幸福。

  在一个社会里,你往往比其他的很多人幸福,如果人家真心诚意地祝福你幸福,当然你愿意,那么你也应该祝福比你处境好的人更幸福。有很多事和这一原则相悖,就不应该干。跟人发脾气、摆架子,就是常常犯的毛病。摆架子就是“臭”字,“臭”字就是有点自大。作为一个自大的人,他使周围的人不愉快,对他自己也好不了,干吗这样呢?相反的,如果你是一个很谦虚的人,“谦受益,满招损”,你愿意向别人学习,人家就喜欢你。

  因为你向人家学习,人家觉得你看上了他的优点,不但看上而且身体力行地学习,他当然很高兴。对你自己也一点坏处没有,我把人家的好处学来了,有什么坏处呢?大家的快乐都增加了。我们应多表扬别人,你觉得一个人好,不要放在心里,要把它讲出来,这不是拍马屁,马屁造成外部性,别人讨厌拍马屁的人。你真心诚意地表扬人,比如女同志都喜欢别人称赞她漂亮,你说她漂亮,她一定高兴。如果她确实不漂亮,就说她今天衣服真好看,她也会高兴的。总之,我们要生活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这个环境靠我们自己去创造。

  可惜的是,这方面的学问研究得太少,有时候我们造成了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世界。有的人是得理不饶人,这是很坏的毛病。当然他没错,他本来就很有道理。但你不饶人的话就造成全社会的痛苦和压力,不是快乐增加了。你有理,你批评人家,但要有爱心,让你批评的人觉得你确实很好,决定改正。这些道理实际上不是大学讲台要讲的东西,可是我们这方面确实讲得太少了,研究得太少了。我特别感觉我们应有一个更宽广的胸怀,我们看待人类社会要有更长远的眼光,不但看中国,也要看全世界;要看大陆,也要看台湾;要看中国,也要看美国,我们要有平和的心态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20世纪与21世纪最大的不同,从国际事务上来讲,争夺资源的时代、炮舰外交、派兵侵占人家的领土、去奴役人家的老百姓、搞慰安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1世纪不大会再有这种战争。伊拉克就是想侵占科威特的财产,现在叫他赔钱,赔了900多亿美元还没赔完,不赔也得赔。现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敢出兵去侵占别人的财富?过去搞慰安妇现在得道歉、得赔。但是不是说现在世界上就安然无事,不打仗了?现在世界上的冲突还存在,潜在的冲突也还存在。为什么有这些冲突?我觉得就是违反了我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些道理。

参考资料:新浪财经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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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浪财经直通车

版权作者: 茅于轼

转载文章: 新浪财经早报: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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